樊锦诗|人物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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樊锦诗|人物简介

樊锦诗|人物简介

导语:樊锦诗的心全部献给了敦煌,献给了莫高窟。 她的年龄大了,自己的生日都记不住了,数字敦煌的网址却能脱口而出,那是她毕生的心血。下面励志故事网小编为大家整理了樊锦诗|人物简介,希望大家喜欢。

樊锦诗|人物简介

樊锦诗

樊锦诗,女,汉族,1938年7月生,浙江杭州人,“文物保护杰出贡献者”国家荣誉称号获得者。现任敦煌研究院名誉院长、研究馆员。曾荣获“全国优秀共产党员”“全国先进工作者”“改革先锋”等称号。

人物经历

樊锦诗1963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历史系考古学专业,同年9月到敦煌文物研究所,1977年任副所长,1984年8月任敦煌研究院副院长,1998年4月任敦煌研究院院长,2015年1月起任敦煌研究院名誉院长。1988年任副研究员,1994年任研究员。1995年为兰州大学兼职教授,1998年为兰州大学敦煌学专业博士生导师,1999年被聘为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兰州大学敦煌研究所名誉所长、学术委员会副主任。兼任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副会长。

樊锦诗1963年7月从北京大学历史系毕业后,面对北京与上海的选择,樊锦诗毅然选择了千里之外的西部小镇,一来敦煌就再也没有离开。

40余年来,樊锦诗潜心于石窟考古研究工作。她运用考古类型学的方法,完成了敦煌莫高窟北朝、隋及唐代前期的分期断代,成为学术界公认的敦煌石窟分期排年成果。她撰写的《敦煌石窟研究百年回顾与瞻望》,是对20世纪敦煌石窟研究的总结和思考。由她主编,香港商务印书馆出版的26卷大型丛书《敦煌石窟全集》则是百年敦煌石窟研究的集中展示。

1998年,樊锦诗担任敦煌研究院院长后,樊锦诗带领科研人员,在石窟遗址的科学保护、科学管理上走出了一条切实可行的路,初步形成了一些石窟科学保护的理论与方法。樊锦诗最早提出利用计算机技术实现敦煌壁画、彩塑艺术永久保存的构想,她组织敦煌研究院与浙江大学,共同申请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多媒体与智能技术集成与艺术复原》课题,这一课题以敦煌莫高窟为重点,首次将莫高窟用多媒体及智能技术展现在人们面前。

从上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樊锦诗积极谋求敦煌石窟保护研究工作的国际合作。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帮助下,敦煌研究院先后与日本、美国等国机构开展合作项目,使敦煌石窟的保护研究逐步与国际接轨。

2004年七月,樊锦诗被国家四部委授予“全国杰出专业技术人才”称号,八月十四日,甘肃省举行樊锦诗先进事迹座谈会,樊锦诗如往常一样,衣着简单,显出她本质的洒脱与自然。在四十年的岁月里,戈壁大漠的风沙已将西部的粗犷、豁达揉合进这位今年六十四岁的江南女性内心。

樊锦诗把文物保护与合理利用紧密结合起来,在充分调查研究的基础上,提出了“莫高窟治沙工程”、“数字敦煌馆工程”等十三项文物保护与利用工程,为新世纪敦煌文物的保护与利用构筑了宏伟蓝图。

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期开始,樊锦诗将敦煌石窟长期存在而又不能有效解决的难题作为合作课题,积极谋求国际合作,她所在的敦煌研究院先后与日本东京国立文化财研究所、美国盖蒂保护研究所、美国梅隆基金会等机构进行了合作项目的研究,开创了中国文物保护领域国际合作的先河,并取得了一系列研究成果。

樊锦诗用40多年的执著和坚守,谱写了一个文物工作者的平凡与伟大;她在敦煌文化遗产保护、研究和管理等领域的开拓创新,让世界同行为之骄傲。“敦煌的女儿”樊锦诗,甘愿用生命守护敦煌。

1963年,樊锦诗从北京大学毕业,千里迢迢来到了戈壁大漠深处的敦煌莫高窟。如今73岁的她已满头华发,还在为敦煌文物事业殚精竭虑。

在敦煌40多年的工作当中,保护成了樊锦诗最重视的工作,所取得的成果也最为丰硕。

从壁画病害防治到崖体加固,从环境监测到风沙治理,在敦煌遗产保护的各个领域,樊锦诗和敦煌研究院的保护工作者一起,不断探索创新。正是在她的带领下,敦煌遗产保护翻开了新篇章,走上了科学保护之路。

樊锦诗清醒地认识到,面对如此灿烂的文化遗产,保护仅靠人和技术还不够,还要立法和制定保护规划。在她的倡导和推动下,《敦煌莫高窟保护条例》和《敦煌莫高窟保护总体规划》近年来先后公布实施。

樊锦诗先后担任敦煌文物研究所副所长、敦煌研究院副院长、敦煌研究院院长等职务。樊锦诗带头参与科研,与国际上优秀的文物保护机构合作,不断将先进的保护理念和技术引入敦煌遗产保护。

在樊锦诗的推动下,敦煌研究院与多个国外科研机构展开了合作,一大批先进技术和理念运用到敦煌遗产保护当中,使敦煌文物的保存环境得到改善,安全系数得到提高。

敦煌莫高窟是中国首批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的文化遗产,樊锦诗十分清楚世界文化遗产所承担的社会责任。在她的积极倡导和推动下,保护与利用的矛盾正在解决,一个全新的“数字敦煌”正向人们走来。

2008年底,敦煌莫高窟保护利用工程正式开工。在这一浩大的保护利用工程当中,除崖体加固、风沙治理、安全保卫等基础性工程外,还要利用现代数字技术,完成敦煌莫高窟149个A级洞窟的文物影像拍摄、加工处理和数据库建设,建设敦煌莫高窟游客中心,通过数字电影等现代展示手段,给观众提供了解敦煌文化、艺术和价值的全新视角。

建国七十周年之际,北京大学邀请了七位不同时代杰出的“北大新生”亲手写下书信,为本科新生表达祝福,讲述他们的“北大情缘”,作为给新生的特别礼物与全新改版的录取通知书一同寄出。1958年北大历史系新生樊锦诗是这七位“北大新生”之一。

个人事迹

大学毕业后奔赴敦煌

1963年夏天,一个瘦弱的年轻女子在北京火车站背着大大的背包,头戴草帽、满怀理想、整装待发。她就是樊锦诗,那年她25岁。不久后,敦煌研究院以她为原型,制作了一个雕像,取名《青春》。

樊锦诗1938年出生在北京,成长于上海,1958年考入北京大学考古系。当时的樊锦诗根本不会想到自己会来到沙漠工作,更不会想到自己一去就是41年。

回忆起当时的抉择,樊锦诗把它归因于一次“偶然”。1962年,经学校安排,樊锦诗和3名同学到敦煌文物研究所实习。毕业时,研究所向学校要人,樊锦诗成为学校分给研究所的两名同学之一。“1963年,我从北京大学考古专业毕业的时候,报效祖国、服从分配、到最艰苦的地方去等都是影响青年人人生走向的主流价值观。”

坚强女人的两次落泪

“别人都觉得她是个坚强的女人,孤独守望着茫茫大漠中的莫高窟。可她毕竟还是个女人,我对她有两次为孩子落泪记忆犹深,一次是在敦煌,一次是在我河北老家。” 樊锦诗的丈夫如是说道。

还有一个原因促使樊锦诗来到了西部,那就是常书鸿的精神。还有敦煌精美的壁画,也给她留下了很深的印象。

恶劣环境让她掉了泪

实习结束后,她拖着虚弱的身体回到北京,父母非常心疼。在毕业分配的时候,她父亲还为此专门给学校写了一封信,但是这封信最后被樊锦诗扣了下来。

虽说对大西北恶劣的自然环境早有心理准备,但当樊锦诗真正住进莫高窟旁边的破庙之后,才确切知道了什么叫“反差”[agapetees.com]。那时候敦煌保护研究所只有一部手摇电话,通讯困难。晚上只能用蜡烛或手电照明,上趟厕所都要跑好远的路。

对此,樊锦诗坦诚地说:“说没有犹豫动摇,那是假话。和北京相比,那里简直就不是同一个世界,到处是苍凉的黄沙。”半夜里,当房梁上的老鼠吱吱叫着掉在被子上时,当因为水土不服整天病恹恹时,樊锦诗望着透过窗纸的月光,还是掉了泪。但每走过一个石窟,都会使她惊叹:“哎呀,太好了,太美了!”前辈们锲而不舍的精神也令她非常钦佩。

与新婚丈夫分居19年

樊锦诗和丈夫彭金章是大学同学,彭金章家在河北农村,毕业后被分到武汉大学,于是两人只好千里鸿雁传书,遥寄相思。他们在1966年结婚,两地分居19年。她每隔一两年会回去看望爱人孩子一次,“表现表现,给他们做点好吃的”。

1986年,最终樊锦诗的丈夫妥协了,放弃了他在武汉大学的事业。由甘肃省委省政府出面,把彭金章调到敦煌研究院。樊锦诗对丈夫的理解与支持深为感动,认为“他是打着灯笼也难找的好丈夫”。她说自己在家庭和事业的两难选择上,更倾向于家庭,“如果说爱人不支持我,那我肯定就要离开敦煌了,我还没伟大到为了敦煌不要家、不要孩子。我不是那种人。”

尽管樊锦诗的同事说她是少有柔情的人,但她说起孩子时依然充满慈祥与母爱:“我至今对这个家怀有深深的歉疚,尤其是对孩子。”

保护文物她顶住压力

“莫高窟几乎所有洞窟都不同程度地存在着病害。”樊锦诗从踏上敦煌土地的第一天起就意识到了这一点。1998年,已经60岁的樊锦诗从前任段文杰手中接过重担,成为敦煌研究院第三任院长。

上任不久后,樊锦诗就遇到了一件棘手的事情:1998年左右,全国掀起“打造跨地区旅游上市公司”热潮,有关部门要将莫高窟捆绑上市。当时樊锦诗坚决不同意,“硬是把压力都顶了回去”。现在说起来,樊锦诗还是坚持当时的立场,“文物保护是很复杂的事情,不是谁想做就可以做的,不是我樊锦诗不想让位,你要是做不好,把这份文化遗产毁了怎么办?全世界再没有第二个莫高窟了。”她觉得自己有责任保护好祖先的遗产,“如果莫高窟被破坏了,那我就是历史的罪人。”

面对敦煌旅游开发的热潮,樊锦诗非常矛盾,敦煌作为世界独一无二的遗产,应该展示给公众。可是这些洞窟还经得起过多的参观吗?

大胆构想“数字敦煌”

为了保护莫高窟文物和缓解游客过多给壁画、彩塑带来的影响,敦煌研究院在2003年初开始筹建莫高窟游客服务中心。建成后的游客服务中心可以让游客在未进入洞窟之前,先通过影视画面、虚拟漫游、文物展示等,全面了解敦煌莫高窟的人文风貌、历史背景、洞窟构成等,然后再由专业导游带入洞窟做进一步的实地参观。“这样做不仅让游客在较短的时间内了解到更多、更详细的文化信息,而且极大地缓解了游客过分集中给莫高窟保护带来的巨大压力。”

樊锦诗另一个大胆构想是建立“数字敦煌”,将洞窟、壁画、彩塑及与敦煌相关的一切文物加工成高智能数字图像,同时也将分散在世界各地的敦煌文献、研究成果以及相关资料汇集成电子档案。“壁画这个文物不可再生,也不能永生。”这促使樊锦诗考虑要用“数字化”永久地保存敦煌信息。

樊锦诗对促进敦煌文物的保护事业作出的贡献,得到了学术界的一致认可。学术大师季羡林在2000年敦煌百年庆典上极力称赞樊锦诗,他用了一个词:功德无量。

希望退休后重回上海

岁月的磨砺以及西北广袤天地的锻炼,使樊锦诗的性格变得坚韧而执著。年轻时的樊锦诗是个内向沉默的人,“上台说不出话,照相的时候就往边上站”。但现在的她说话直来直去,在风沙中大声与人争论着,“很多事情逼着你,就会变得非常着急,急了以后就会跟人去争了。”

她苦笑着说,她的“严厉”和“不近人情”就是因此出了名的。由于工作雷厉风行,说话单刀直入,有人在背地里骂她“死老太婆”。人都走光了的深夜,她常常独自在办公室紧锁双眉来回踱步,慢慢消化那些尖利刺耳的话。她说:“将来我滚蛋下台的时候,大伙能说句‘这老太婆还为敦煌做了点实事’,我就满足了。”

如果明天就能退休,樊锦诗说:“我将高高兴兴地卷铺盖走人。我唯一的希望就是,啥时候再回敦煌,还会有人微笑着请我吃顿饭。”

主要作品

《解读敦煌》丛书

在从事敦煌文物保护研究事业的40多年中,主要致力于石窟考古、石窟科学保护和管理研究工作。出版了《敦煌石窟》、《敦煌石窟全集·佛传故事画卷》、《中国壁画全集·敦煌·3·北周卷》、《安西榆林窟》等10多部敦煌石窟考古美术专著;发表了《莫高窟北朝洞窟分期》、《莫高窟隋代洞窟分期》、《莫高窟唐代前期洞窟分期》、《莫高窟唐后期洞窟分期》、《敦煌莫高窟第290窟的佛传故事画》、《从莫高窟历史遗迹探讨莫高窟崖体的稳定性》、《玄奘译经和敦煌壁画》、《P.3317号敦煌文书及其与莫高窟第61窟佛传故事画关系之研究》等20多篇有关石窟考古与艺术的论文,对敦煌石窟的分期断代研究颇有建树,在国内外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参与主编《中国美术分类全集·中国壁画全集》(敦煌壁画部分),主编《敦煌石窟全集》(26卷),主编《解读敦煌》(13册),均为敦煌石窟艺术研究必备的重要大型参考丛书;主持完成了《莫高窟崖顶风沙危害的研究》、《敦煌莫高窟环境演化与石窟保护研究》、《敦煌莫高窟及周边地区环境演化科普教育》、《濒危珍贵文物信息的计算机存贮与再现系统》、《全数字摄影测量在莫高窟文物保护中的应用研究》、《敦煌文物资源对当地经济发展的国内贡献》等近30多项运用现代科学技术保护文物的研究课题;还发表了《敦煌莫高窟及其保护、研究工作》、《敦煌莫高窟开放的对策》、《敦煌莫高窟的保护与管理》、《敦煌莫高窟保护与管理总体规划的制定与收获》《建设世界一流的遗址博物馆》、《数字化时代的敦煌——探索保存和利用敦煌文化遗产的新途径》、《敦煌莫高窟旅游开放的效益、挑战与对策》等近30篇探索古遗址科学保护及管理的论文。

荣誉记录

1985年获全国优秀边陲儿女银质奖章;1986年获全国优秀共产党员称号;1987年被选为中国共产党第十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1991年获全国文化系统先进工作者称号;1992年享受国务院颁发的政府特殊津贴;1993年起任全国政协第八、九、十届委员;2002年被中共中央组织部、宣传部、人事部、科技部四部委授予“全国杰出专业技术人才”称号;2004年当选由《人物》杂志等单位组织评选的“2004年最深刻影响中国的文化人物”;2005年被国务院授予“全国先进工作者”荣誉称号;2007年,被甘肃省妇联授予“三八红旗手”称号。2009年,在中央宣传部、中央组织部等11个部门联合组织开展评选“100位为新中国成立作出突出贡献的英雄模范人物和100位新中国成立以来感动中国人物”活动中,被评为“100位新中国成立以来感动中国人物”。 2013年荣获中国公民道德最高奖“雷锋奖” 。2018年11月,入选100名改革开放杰出贡献对象。

2018年12月18日,党中央、国务院授予樊锦诗同志改革先锋称号,颁授改革先锋奖章,并获评文物有效保护的探索者。

2019年8月,获得第四届“吕志和奖——世界文明奖”“正能量奖”。

2019年9月,受聘为北京大学青年立德树人工作导师。

2019年9月17日,根据主席令被授予“文物保护杰出贡献者”国家荣誉称号。

2019年9月,获得第四届吕志和奖——世界文明奖“正能量奖”。

2019年12月6日,获2019第七届“中华之光——传播中华文化年度人物”奖。

人物评价

从常书鸿先生到段文杰先生,再到今天的樊锦诗女士,在敦煌研究院70年事业发展的背后,凝聚的是几代莫高窟人的心血—他们坚守大漠,甘于奉献,勇于担当,开拓进取。这是属于莫高窟人独有的精神特质,这就是“莫高精神”。

樊锦诗视敦煌石窟的安危如生命,扎根大漠,潜心石窟考古研究,完成了敦煌莫高窟北朝、隋、唐代前期和中期洞窟的分期断代。改革开放以来,她坚持改革创新,带领团队致力世界文化遗产保护传承,积极开展文物国际交流合作,引进先进保护理念和保护技术,构建“数字敦煌”,开创了敦煌莫高窟开放管理新模式,有效地缓解了文物保护与旅游开放的矛盾。在全国率先开展文物保护专项法规和保护规划建设,探索形成石窟科学保护的理论与方法,为世界文化遗产敦煌莫高窟文物和大遗址保护传承与利用作出突出贡献,被誉为“敦煌的女儿”。

她是我国文物有效保护的科学探索者和实践者,长期扎根大漠,潜心石窟考古研究,完成了敦煌莫高窟北朝、隋、唐代前期和中期洞窟的分期断代。在全国率先开展文物保护专项法规和保护规划建设,探索形成石窟科学保护的理论与方法,为世界文化遗产敦煌莫高窟永久保存与永续利用作出重大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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